·大槐树下是故乡·

儿时，我听奶奶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咱天下人的老家，都在一棵大槐树底下，这棵大槐树，在山西洪洞县。凡是从大槐树底下来的人，儿孙们在脚小指甲盖上，都有一道纹。不信，你就掰开脚趾瞅瞅！
出于好奇，我在放学的路上，挨个看过我的几个小伙伴的脚趾，确实有一道纹。为了进一步证实它，后来，父亲躺在门口柳树下乘凉，趁他睡得正香，我又偷偷看了他的脚指，真怪，也有一道纹纹。于是，我信了奶奶的话。
长大了，参加工作后，走到各地，我也时常听到上面的故事。在晋、鲁、豫等省，还有首都北京，我还听到过这样的歌谣：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不论故事，还是歌谣，都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印象：洪洞大槐树是千万人的故乡。
一棵槐树怎么就万了千万人的“故乡”了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奶奶的话一度曾产生了怀疑。我觉得，这是一个近似神话而又不是神话的难解之谜。
前不久，我去洪洞一游：抽空又翻阅了一些史料，谜被解开了大半。脚指甲上的裂纹，尚不好解释：“天下人的老家”已找到了确凿的证据。
据《洪洞县志》和《明史》记载：元朝末年，天下大乱，河北、山东、河南等地，战争连绵，水旱成灾，人口日益减少。而山西却风调雨顺，四境安谧。洪洞等地，地沃水足，人烟尤为稠密。于是明洪武、永乐年间，明朝政府便大量从山西往冀、鲁、豫、皖等地迁民，凡“丁多田少”及“有丁无田”之家，都在迁移之列。
据说，每次迁民，不管家在何处，都以洪洞为集中地，官家在广济寺旁设机构，进行登记，而后才往各地迁送。当时的迁民是强迫性的。常言说：“穷家难舍，故土难离。”正因为这样，老百姓临离开洪洞时，人人痛苦，个个流泪，他们拖儿带女，扶老携幼，肩挑箩筐，手拄破棍，抑天长号，其状极为悲切。每个人都是三步一回头，五步一转身，望啊望，望不够家乡的文济寺，望不够广济寺旁边的大槐树。当走到很远很远的时候，人们最后一瞥，只能望见耸立去端的槐树和树梢上的老鹳窝。大槐树苍老挺拔，枝繁叶茂，翠绿色的枝叶上下摇动，就好像是为离别故土的人们送行，于是，这株古槐的形象便牢牢地刻在了所在迁民们的心中：古槐一故乡，从此也就融成了一体。以后，父传子，子传孙，“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问我老家在哪里，山西洪洞老鹳窝”。便成了流传的歌谣。
现在，当年的古槐已经不在了，但古大槐树处作为历史的见证，仍保存得十分完整，解放后，这里游人不断，他们千里迢迢，寻根认祖，有的来自南海之滨，有的来自长城脚下，还有来自异国他乡的海外侨胞。这些炎黄子孙，也像古槐一样，一代又一代，繁衍在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地球东西，世界各地。他们牢记父辈昔日背井离乡，飘流四方之苦，继承福业，艰苦奋斗。在国内的，正在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四化”宏图，进行新的“垦荒拓芜”；在海外的，不忘祖国，不忘根本，尽力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贡献。
你可能就是古槐的子孙吧？
古槐的枝叶又在上下摇动，向你频频招手，她在欢迎你回到她的身边来！(张崇发/收集整理)


五百年前是一家

　　近日，出游京西门沟川底下村，方知这个有着五六百年历史的村落，其祖先也是来自于洪洞大
槐树。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上老鸹窝。”这是一首流传了几百
年的民谣。明代大移民究竟有无其事？移民的范围都有哪些省份？是什么原因造成山西人口稠密而
山东、河南等省人口稀少？移民从什么年代开始，又到什么年代结束？是通过哪些方式进行的？明
代大移民在历史上的作用何在？近读华文出版社出版的《大槐树寻根》(郑守来、黄泽岭主编)一书
，方找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答案。

　　树有根，水有源。追根溯源，认祖归宗，是中华民族的天性。本书洋洋洒洒40多万字，博采史
籍、方志、碑刻、谱牒、传说等，就国人传颂的洪洞迁民，作了最严谨的考证和最详尽的叙述。明
朝在洪洞大槐树处迁民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移民。元
末战乱之后，历经20余年，朱元璋统一了天下，但是，此时的江山已是遍地疮痍，布满了战争的创
伤；山东、河南、河北一带多是无人之地。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为了使人口均衡、天下
太平，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明初的统治者采取了移民政策，按“四家之口留一、六家之口留二、八
家之口留三”的比例迁移。据证，从明初至永乐十五年的五十年间，疏散山西府五十一县之民，遣
送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陕甘……遍及大半个神州。而山西洪洞广济寺的
大槐树处，则是民众办理迁徙手续的地方。传说，官府曾采用了欺骗的形式：官府预先张贴告示说
，除大槐树底下的人不迁，所有地方的人都迁。结果，当成千上万的民众聚在大槐树下的时候，官
兵四面合围，不分男女老幼全部迁移。当他们在官兵的催逼下踏上征程时，一边走，一边回首，最
后看到的就只有远处的这棵大槐树和树上的老鸹窝了。因此，大槐树和老鸹窝就成为山西移民惜别
故乡的一个标志。

　　如今，古大槐树处迁民后裔已遍及海内外。千百万人民怀乡思土，寻根问祖，古大槐树处已成
为人们祭祖胜地。洪洞县每年四月一日至十日举办的“寻根祭祖节”，吸引了十多万前来祭祀和观
光旅游的海内外华人。将大槐树迁民这段历史比较完整地加以收集、整理并出版，是一件利国利民
的大好事。本书的出版，对于探究我国历史文化渊源，增进海内外炎黄子孙对祖国的向心力、凝聚
力，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都会起到积极作用。



根在洪洞大槐树



   山西省洪洞县不仅以苏三的故事而闻名于大江南北，更以明朝初年在大槐树下的多次移民而名扬四海。

   600多年以来，洪洞古大槐树一直被海内外一亿多华夏儿女视为祖槐， 他们把这里称作故里和祖根地。因为很多华夏儿女的祖先就是从古大槐树下迁移出去的。

   祖根与故里对中国人来说，永远是一个剪不断，扰不乱，道不完的既久远又新鲜的话题，在大槐树下点燃一支香，以表达对祖先故里的敬奉，更是来自台湾的“古槐”后裔心中的宿愿。

   对祖根的探寻，对故里的情感，是中国人固有的天性与美德。正像我们古语所说的那样，人，不能忘了自己的祖根。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郭展礼：“我本身就是在台湾的第七代，我本身的籍贯是福建仙游人，到台湾去的，至于原始的这个根哪，还是在山西，从漳州、东山、泉州去台湾的人非常多，所以这个根哪，来自于祖国大陆，这是不可厚非的。”

   台湾大学教授陈大络：“经常有人问我，你是什么地方人？中国人。中国什么地方的人？我现在是台湾人。台湾什么地方的人？我是福建过去的，福建什么地方人，是源自河南来的，河南什么地方来的人？我可以告诉每一个我们的同胞，我是大槐树底下的子民。”

   据《明太祖实录》和《明成祖实录》等典籍中记载，在山西洪洞县城西的大槐树下共进行了十八次大规模的移民，而上百万山西省的移民都经过设在洪洞大槐树下的移民机构被迁往全国十几个省区和400多个县市，那么， 是什么原因使明朝政府进行大批移民呢？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泉根：“元末明初，由于中原地区战乱频繁，人口急遽减少，土地荒芜。据史料统计，当时河北、河南、山东三个省加起来的总人口还不及山西一个省的人口多，所以，明朝的统治者为了休生养息，为了富国强民，所以明初的朱元璋就做出了一桩决策，主要就是从山西向河北地区，中原地区大量移民。”

   河南省沁阳市文史研究员邓宏里：“从明代洪武二年（1370）到明永乐二十二年之间。从山西洪洞有很多的移民迁到怀庆府，就是今天的沁阳市来，沁阳在古代的时候是京洛通道上的咽喉要道，所以在移民方面，也是一个中转站，从山西洪洞迁到沁阳来的移民，又不断向外迁出。”

   经过沁阳这个中转站的移民，大部分被迁到了河南、河北、山东以及江苏、广东、福建等地安家落户，可以说：当时的大移民既是明朝政府富国强民的强制措施，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其实，早在六千多年前，我国北方就有人口自动向东南沿海一带迁徙，并移居到台湾安家落户。

   台湾著名历史学家黄大受：“台湾人是从浙江、福建沿海，经过一个陆桥，当时这个陆桥，就是厦门、澎湖这个地方走进来的，有的人使用渡船来的，但是，几千年前，陆桥下陷了，因此，台湾就没有办法吸收我们东南沿海的文化。所以就还保持原始状态，我曾经到过缅甸、云南、泰国三角地带，那个地方古代的百濮族，三点水一个（仆）人的（仆），他们的风俗习惯很多都同台湾相同，为什么相同呢？他们是一个来源嘛。都是从中国大陆去的，一个向东走，后来到了台湾，一个向西走南下，甚至于到了马来西亚，我自己亲自去考察过。”

   据《台湾族谱目录》中记载的万余迁台祖先，无不来自大陆，而源自山西洪洞大槐树下的移民后裔，则占了大多数。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席涵静：“我在台湾，在好几个场合，他们都问我，你知道不知道大槐树，我说我知道这个大槐树，比如说以前有一位毛先生，他是一位大夫，他就给我讲，他说他是江苏省崇明岛人，他就说他祖父跟他讲过，说：你不要忘记，你祖先的来源就是从山西大槐树下来的。”

   一棵大槐树，魂系千百代，如今，始于汉代的古槐已不复存在，但发生在古槐下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却永远烙进了古槐树下移民后裔的心目中。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演变，洪洞大槐树已成为一种根的符号，一种家的标志。据了解，目前台湾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山西洪洞大槐树下移民的后裔，其先民们大多是在明、清时期从大陆迁移到台湾的。




情系洪洞大槐树
　　一

　　在中国两千多个县份中，知名度最高的恐要数山西洪洞了。洪洞所以芳名远播，首先是因了一位天姿掩蔼的青楼女子那段凄婉哀凉的吟唱：“苏三离了洪洞县……”京剧是国粹，喜好者兴发时自会哼几句《玉堂春》，不好者偶尔打开电视机、收音机，眼睛或耳朵里说不定也会蹦进个苏三来，于是“洪洞”便深嵌在国人记忆的屏幕上。

　　改革开放后，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好奇的洋人竟也学唱京剧，《玉堂春》遂成了他们的首选剧目。前些年，我飞越太平洋参加中美作家对话会时，曾在几个大都市里聆听过洋小姐清唱的苏三唱段。金发碧眼的女郎们启动的虽不是樱桃小口，唱起来也不会字正腔圆，对戴枷苏三的心境更不可能有真正的体味，但通过她们那湿润丰腴的红唇，却使“洪洞”这个县名，在异邦传扬流播。这是文化特有的魔力。

　　华夏的禅山佛寺何其多，张继的一首《枫桥夜泊》，竟使姑苏城外寒山寺的盛名历千载而不衰。九州的楼阁亭榭何其众，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记》，却使一座平平凡凡的楼阁，成了自北宋以降游人不绝于途的胜迹，即使当今高楼广厦拔地而起，岳阳楼也没有失重，它永远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楼”。

　　我乃山东五莲人氏，儿时，却不知有五莲而先知洪洞。在村里，李姓只有近支三家，属外来户。在我呀呀学语时，祖母就曾一遍又一遍地教我哼唱这样一首歌谣：

　　问咱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

　　黑黑的老鸹又名乌鸦，在乡人眼中，向为不祥之鸟。先祖怎会住在名叫老鸹窝的地方呢？我幼小的心灵迷瞪不解。年长后，我曾多次问父亲老家究竟在哪里，父亲总是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老家就在洪洞县的老槐树下，是洪武年间迁来的。投锄从军后，烹文煮字的生涯使我有了遍游鲁豫燕赵的机会。不论是在宋江的家乡郓城、墨子的故里滕州，还是在沂蒙大山皱褶里的小村落、中原腹地里的开封府，谈及先祖何处，不管耄耋老叟、垂髫少年，还是田夫村姑、文人雅士，大都说他们的先祖也在洪洞。前些年，我浏览过不少鲁北豫东农村的族谱、牒文、墓铭，大多记载其先祖是明初从洪洞老槐树下迁来的。后来我又发现，那首“大槐树下老鸹窝”的歌谣，竟流行于大半个中国。那么多的百姓，以洪洞一县为发祥地，以老槐一树为遗爱品，实为千古之奇。这使我憬悟到：洪洞名重神州，苏三之唱仅有些许作用，而主要是因了明初的农民大迁徙。怀恋是人类通有的情愫。姓氏与故里，对中国人来说，永远是座斑驳陆离的大迷宫。对故里的沿波讨源，对姓氏的探赜索隐，是国人天性使然。

　　1998年暮秋，友人邀我小住临汾，观看壶口瀑布。知洪洞乃临汾所辖，乘车只需半小时。对祖槐，我心仪已久，在洪洞县城新建的“大槐树公园”里，方夙愿得偿。我托友人寻来洪洞县志和文史资料，细读后惊异地发现，不论是县志中，还是明清文人咏述古槐的诗文里，“老鸹窝”统为“老鹳窝”。县志及明清墨客的咏述肯定无虞，而那传流甚广的民谣，怎都将“鹳”变异为“鸹”呢？老鸹老鹳，灿如黑白；一字之易，天差地远。一个难以拉直的、僵硬的问号，在我脑中定格。因来去匆匆，我为没能解开“是鸹是鹳”的疑团而大憾。1999年3月下旬，我二进临汾，再做历史与现实的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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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临汾，地处晋南，古称平阳。在进入临汾市区东西南北的大道上，各矗立着一座崇宏轩昂的牌坊。牌坊的门楣上，皆嵌有赫然醒目的五个镏金大字：“天下第一都”。这绝非临汾人的自我夸示。究览那万签插架的史乘典籍，人们会感到，临汾冠以“天下第一都”名下无虚。上苍造就了晋南这片风土吉壤，这里曾是华夏先民的洞天福地。

　　1954年，考古学家在临汾地区的丁村，发掘出“丁村人”遗址。这发现，在古人类考古学上占有极重要位置。在此之前，从50万年前的蓝田猿人、周口店猿人到1万多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之间，我国尚缺少一道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的链环。于是有洋人便妄下雌黄：中国人的祖先是由欧美迁徙而来的，中国人是外域人的变种。丁村遗址里发掘的10万年前的3颗古人类牙齿化石，齿为铲形，而铲形门齿恰是黄种人的重要特征，完全有别于门齿为勺形的白色人种。3颗牙齿出土，石破天惊，丁村的文化分量仅此就显得有些超重。在遗址里，人们还挖掘出旧石器时代之中、晚期的大批石器和上百件刮削器、琢背刀、雕刻器、锥钻等细石具。丁村文化遗存还告诉人们，2万6 千多年前，丁村人就已会驯养动物，并学会了种植，初步结束了长期的迁徙狩猎，开始了半定居和定居的生活。在丁村遗址陈列室里，还摆放着披毛犀、大角鹿、转角羚羊等28种哺乳动物、5种鱼类及一批软体动物的化石。其中，那2？6米长的古象门牙，使今人不难想象，当时的大象躺下是一堵坝，立起是一座峰；那1米长的青鱼、鲤鱼的脊骨，如果将其还原，简直像一艘艘耕涛犁浪的飞舟；那脸盆般大的蚌壳，也可让今人猜度出它的肉体是何其丰厚……近年来，考古学者又在丁村附近的陶寺，发掘出中国最古老的鼓，鼓身乃树桩镂空，鼓面为鳄鱼皮所制……是丁村人最早将文明的种子播入沃土，让民族的智慧不断勃发；是丁村人的后裔最早把喜怒哀乐糅进鼓点，奏响了华夏民族的第一乐章！

　　尽管《史记》称“尧都平阳”，尽管《山西通志》上说平阳乃“圣贤之渊薮，帝王之旧都”，尽管晋代临汾就有了规模壮观的尧庙，尽管山一样的尧陵就矗立在临汾的浮山之旁，但据我所知，河北唐县、山东定陶、山西沁水和翼城也都炫示为尧都。人们在剖析、判断、推理、考究历史风物真伪时，往往会忽略一些看来与事物缺少关联却具有特别意义的细节。“丁村人”的三颗牙齿、陶寺的鳄鱼皮鼓，都在佐证着尧在临汾建都的可能性、可行性、可信性。

　　最能显证太史公“尧都平阳”断语的，莫过于古称“神圣之邦”的洪洞了。在洪洞这片土地上，每一条溪流，每一块山岩，每一座村落，每一个姓氏，都会向人们诉说历史的神秘和苍老。南京大学历史系编纂的《中国历代名人词典》中，远古人物列有26位，能在洪洞找到他们的活动传说及文化遗存的竟达半数以上。

　　量子论的创始人波尔，对远古东方哲学纫佩叹服，在他接受勋章时，选择了伏羲的太极图为图案。《洪洞县志》记载，伏羲演八卦就在该县的卦底村。卦底村现存伏羲庙，庙后有伏羲冢，村中设画卦台。卦底村周围有八村环绕，且距卦底均为八里，呈太极图状。八个以各自姓氏为名的村庄分别代表八卦中的乾坎震巽离坤兑艮，依次标志着天水雷风火地泽山。卦底村旧时还有两座梳妆楼，象征日月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全国存有伏羲庙、墓的地方尚有数处，但像洪洞这样配套成龙者，仅此而已。有伏羲必有女娲。正如“勺形齿”人的始祖双亲是亚当和夏娃，我们“铲形齿”人的尊翁太君是伏羲与女娲。在洪洞侯村，有中国最早的女娲庙、女娲陵。陵庙左近，有一高大土堆，土堆里埋有形态各异的彩石，传说是女娲炼石补天的净虚界。女娲庙的旧址上，曾有古柏一百零八株，现有三株仍龙干虬枝，相传是周柏。其一猴头柏，树身达八围……

　　国人向称炎黄子孙。炎黄之一的黄帝，姓公孙，名轩辕。《洪洞县志》载，黄帝生于该县公孙堡村，村名就是以黄帝姓氏命名的。继黄帝之位的是黄帝的孙子颛顼，关于颛顼，《洪洞县志》虽无记载，但对颛顼的七子皋陶却多有胪列。皋陶生于洪洞皋陶村，至今村中祭祀皋陶的香火仍缕缕袅袅。既然皋陶生于洪洞，其父王焉能不留行迹。承颛顼帝业的为帝喾，帝喾是黄帝的曾孙。继帝喾大位的是帝喾之子唐尧，尧生于临汾伊土，后迁居洪洞羊獬。唐尧禅位于虞舜，虞舜生在洪洞诸冯……至此，“三皇”之首的伏羲，以及史称的“五帝”，全都在洪洞留下了各自的行踪刻痕。

　　至于故里为洪洞的两位古代大隐士巢父、许由的传说，也在洪洞百姓中代代流播，耳熟能详。洪洞羊獬村是尧的小女儿女英的出生地。游览村旁那占地近百亩的姑姑庙，人们会看到一副值得玩味的对联：“姐皇后妹皇后姐妹皇后，父帝王夫帝王父夫帝王。”这对联平白如话，却概括了亘古称誉的“尧天舜日”的史前清世。唐尧晚年，急于禅让，为考察他选定的继位人虞舜，将大女娥皇、二女女英嫁给了舜。舜其时躬耕洪洞历山，乃一介农人。舜继大位后，娥皇、女英姐妹俩皆为皇后，父亲丈夫皆当过帝王……在全国，关于舜耕历山的传说地，有21处之多，这与舜年轻时遭后母及名叫象的异母弟的虐待，迫使舜四处漂泊有一定关系；但更主要的是，舜继位后，德泽黎庶，恩被百姓，声誉日隆，人们出于钦敬，都希冀舜曾在自己居住的一方水土上劳作过……然而，舜到底躬耕于哪座历山不牵强附会，洪洞一桩赓续了四千多年的习俗，会让人们觉得舜耕于洪洞历山，更合乎情理。自娥皇、女英嫁到70里外的洪洞历山后，羊獬人与历山人便结成了姻亲。羊獬人称娥皇、女英为姑姑，历山人叫娥皇、女英是娘娘。每年三月三，羊獬人要到历山接姑姑回娘家祭祖，待到四月二十八尧的生日这天，历山人便来羊獬把娘娘迎回。这接姑姑迎娘娘的活动，历四千余年承传今日而不衰。每年农历的三月三，羊獬村的男女老少都彩服盛装，以接皇后的礼仪，组成千余人的銮驾去接姑姑。人们或擎执事，或护凤辇，或扬万民伞，或秉金瓜、斧钺、朝天蹬，或举金锤、银锤、方天戟，或抬着猪羊，或担着美酒，浩浩荡荡，迤逦向70里外的历山走去……最令人荡魄摇魂的是那由数百人组成的威风锣鼓队伍了。这些陶寺鳄鱼皮鼓发明者的后裔们，统着杏黄色的短服，齐刷刷，劲抖抖，唐唐哉，威威哉。但闻锣钹击节，金鼓奏响，起落有序。鼓手们时而跳打，时而搓打，时而举打，时而骑打，鼓声如惊雷滚地，似银瓶乍裂，若壶口瀑布泻来，敲醉了山，敲酥了水……相传，鼓手们敲打的曲牌中，有五种为尧舜亲作。接姑姑的队伍到达历山下的七个自然村后，七村父老倒屐相迎，暖炕新被，陈醪佳肴，奉若贵宾……每年的农历四月二十八，在娘家住了一个多月的娥皇、女英就要回历山参加夏收了，历山七村的乡亲又以同样的规模，同样的礼仪，来羊獬村迎娘娘。在接姑姑迎娘娘的活动中，所经村落无不虚门掩户，跪拜接驾，街中村头，水果食品满盘盈桌，供迎送队伍吃得齿颊留香。这种接送活动，在“文革”中也未中断。百姓不能大张旗鼓地搞，便自发地组织起来，三五成群，怀揣馍馍，掬一把艾茎为香，汲几瓶泉水当酒，去虔诚地完成心的祭奠。一种习俗，在两个相距70多里的村落里，竟延续了四千多年，这在我国历史上恐是绝无仅有。它说明尧舜的盛德，在洪洞民间的刻痕是何等沦肌浃髓！……

　　在尧都临汾，在“神圣之邦”洪洞，华夏民族的始祖、先祖们，曾展示过壮士的抱负，曾尝试过英雄的果敢，曾进行过文明的征服。虽然传说的氤氲为始祖先祖们披上了层层神秘的袈裟，虽然后人想象中的宫阙殿宇早已坍塌，但他们神圣的灵光不会消散，因为一切曾憧憬过、寻找过的灵魂，总会涌动在后来人的血脉中……洪洞，华夏的大半部古文明史在你这里浓缩；临汾，你是抓一把泥土就能攥出古老文明液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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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我并没有忘记二进临汾和洪洞的主要目的：摭拾老槐树下所发生的故事，解开那“是老鹳还是老鸹”的谜团。行前，我查阅了《辞海》，关于鹳的条目是这样写的：鹳，鸟纲，鹳科各种类的通称。大型涉禽。形似鹤亦似鹭；嘴长而直。翼长大而尾圆短，飞翔轻快。常活动于水边，夜宿高树。主食鱼、虾、蛙和甲壳类。羽毛灰色、白色或黑色。黑鹳体长约一米，白鹳较黑鹳为大。我国北方常见白鹳……

　　邀我来的友人年过半百，是药品管理界的全国劳模。谈及药事，他如数家珍。我问临汾、洪洞一带是否曾有鹳鸟，他诧为异事，摇头说没有，并一再安排我参观名胜古迹，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迎合所谓文化人的雅趣。每到一地，陪同我的大都是三十上下的青年人，问及鹳事，他们纳罕惊怪，对我这京都来客，以《辞海》中定义按图索“鹳”，大惑不解。仿佛那白色的大鸟，与他们历来无缘。数日访寻，难觅鹳踪，我不禁怅怅悻悻，忧忧悒悒，煎煎急急。

　　友人终于窥晓我的心思，速为我搬来两位“文化书记”。一是年过古稀的王德贵，二为岁过花甲的刘郁瑞。80年代初，王、刘分任洪洞县委正、副书记。“大槐树公园”就是靠他俩运筹兴建的。王、刘曾在临汾多地为官，所到之处，大法小廉，不饮盗泉，且忙里偷闲，不废咏吟，忧世感时，偶得清词丽句。赋闲后，两人皆情系大槐树，醉心尧文化。堪可一提的是，刘郁瑞是纪实文学《天网》的主人公。《天网》搬上影屏后，主人公仍是真名真姓，国人曾争相一睹，刘氏遂作为清官形象兀立民间。临汾、洪洞的古迹名胜大都备有宣传册页，一经文字蒸馏，挥发了岁月蕴含的原汁，消褪了历史的底色，读来乏味。王、刘都是啜饮汾河水长大的，讲起洪洞旧事情夺神飞，勾沉稽往，尘影梦痕历历如绘……

　　先民辄是逐水草而居，文明常常与大河联姻。三晋文明来自汾河。纵贯三晋长达七百余公里的汾河，无疑是山西的命脉和象征。汾水从宁武县管涔山雷鸣寺流出，披珠戴玉，逶迤南下，经古交山峡，出兰村峡口，斜贯太原盆地，再穿灵霍山峡，且歌且舞，直奔临汾……汾河两岸，名泉层见迭出，既像一枚枚偌大的玉？装饰着汾水，也以汩汩不息的洁流为汾河增添着豪迈。

　　洪洞县最北端有个村子名叫石止，意为汾水湍行到此已步入没有坡度的平川，水中再没有石子滚动。汾河在洪洞顿显其壮阔汗漫，它像一匹铺地蓝缎，温柔多情。山有水而媚，土得水而沃，汾河使洪洞民阜财丰。明《洪洞县志》称：“洪洞背霍山面涧水，箕山东峙，汾水西绕，山川形胜，草木夭乔，甲诸三晋，固一方之雄也。”《平阳府志》艺文卷中，载有元人郭嗣兴的一首五言百韵诗，把时处元朝的晋南描绘为安常处顺的乐境：“……形胜开千载，舆图壮一方。城池殊屏蔽，廨宇式轩昂。制锦掀高榭，鸣琴敞后堂……贩蔬盈市井，樗槐荫路旁……苜蓿青供茹，葡萄紫厌浆。鼠肥偏喜食，鱼美鲜求尝。罗雁来秋渚，呼鹩向晓冈……”元朝上演过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幕，而郭氏笔下的晋南竟连肥鼠都挑拣食物吃。但通观全诗，郭氏意在状摹故土风情，未见一句向蒙元统治者谄媚之词。倘若说斗方名士郭氏在咏吟故土时难免有夸耀成分，且元朝距我们毕竟悠远，今人很难走进郭氏用音韵营造的风俗画中。而王、刘两位“文化书记”，则用他们的亲览亲睇、亲聆亲闻、亲历亲察，为我们写真出一幅50年代人与自然的和谐图。

　　洪洞，人称“水包座子莲花城”。汾河两岸，曾是花的原野。当剪剪春风吹皱了汾水，沥沥春雨洗涤了冬的岑寂，柳枝儿便谢黄抽绿。蒲公英、车前子、苜蓿、牵牛次第绽蕾，杏、桃、梨、榴树、海棠、秋菊应时开放，从桃花红到芦花白，从孟春到暮秋，五彩纷呈，花事不败。洪洞人尤爱荷。洪洞大地上的塘堰水湾、沟洫毛渠里，遍植莲花。最能迷乱人们双瞳的要数洪洞护城河中的芙蕖了。宽漫的护城河曾绕古城一周，“水包城座”组成了莲花的长廊。盛夏时节，芙蓉出水，肥叶硕花，攒攒挤挤，比肩争头。白荷如雪如玉，纤尘不染，红莲似火似焰，舞姿蹁跹，鸭戏清波，鹅鸣花丛，人至河畔，衣薄风香，新凉涤暑……

　　在洪洞，汤汤汾河及由其派生出的溪湾沟汊，曾是鱼虾贝藻自在蕃孳的领水属地。昔日汾河中的鱼虾密度之大，会令当今端坐鱼塘的钓者舌挢不下。由于鱼多虾丰，长于洪洞，齿为铲形的“丁村人”的后裔们，在食鱼方面显得特别挑剔。汾河曾盛产鲶鱼，大者十余斤，小者三五两。当今鲶鱼烩豆腐已成为星级宾馆的一道腾贵佳肴，但昔日洪洞人不管鲶鱼大小，都不屑一食。原因是鲶鱼喜啖腐烂之物，洪洞人嫌其不洁。汾水多甲鱼，夏日里小伙们嬉水河中，只要用脚踩踩，即可从泥沙里抠出几只老鳖来。当今甲鱼已成为养生者的大补上品，而昔年的洪洞人竟拒不铺啜。理由是甲鱼长于紫泥而不净，且眼小如秤星，五官局促，其丑陋之状令洪洞人厌恶。直到80年代初，肥肥的甲鱼五角钱一斤也无人问津。

　　《天网》的主人公刘郁瑞，50年代中期曾执教于汾河岸边一中学。这天是星期日，他因备课未归家，时及中午，正愁无菜佐饭，有学生自告奋勇去汾河捉鱼，说罢拎起抄网撒腿河边，半小时许，便携六尾金鲤而归。又半小时，半锅红烧鲤鱼端上书桌，师生两人遂尽兴饕餮。从刘郁瑞温馨而甜蜜的回忆中，我似乎悟到一种传递信号：昔年人们去汾河捉鱼，如同农人至菜畦割韭，村妇到瓜棚摘豆，可俯拾仰取，任割任摘。

　　年近七旬的“文化书记”王德贵，孩提时曾是捕鱼捞虾高手，其子亦不乏猎鱼基因。1970年盛夏，一场豪雨过后，汾河陡涨，水中氧稀，金鲤、白鲢、青鱼，纷纷探出水面，密密匝匝，脊脊济济。德贵之子，荡一小舟，轻驶河汊，手举10万年前“丁村人”就会使用的木棒，照鱼群劈头盖脸击去，仅一小时，便猎鱼百余斤……看来，元人郭氏“鱼美鲜求尝”句绝非夸大其词。远在秦汉隋唐，晋南就是皇家的布帛库米粮仓。建国后，晋南一带种起水稻，水如碧罗带，稻若绿绒毯，使晋南一度成为真正的北国江南。我问及解放前此地农家的生活境况，曾主编过《临汾农村合作化史》的王德贵告知我，解放前晋南一带农民若不遇上灾荒战乱，从不吃粗粮。王德贵系一介寒子，1946年他读高小时，按校方规定，月供白面45斤，豆油1斤半，菜金2.5元，他的下中农成分的家庭竟能应付裕如。斯时农家学子的生活标准，即使在当今的希望小学里，也显得有些奢侈。王德贵最依恋合作化初期，那时节，晋南百姓穰穰满家，笑鼓柴扉。王德贵最难忘1956，那年大有，年谷顺成。夏麦登场，千村百屯，麦垛连云，农家囤溢缸满，金黄色的尤物堆积场边，竟分不下去；秋棉绽桃，金铃吊挂，白絮如雪，收购站里，棉满为患。有个叫甘亭的高级社，动用三台拖拉机往收购站运棉，车轮飞转，不舍昼夜，运了整整一个冬天……

　　“汾河流水哗啦啦，阳春三月开杏花，待到五月杏儿熟，大麦小麦又扬花……”50 年代，生于汾河岸边的郭兰英，曾以一曲《汾水长流》，唱沸了神州。此刻，我才真正体味到歌唱家那黄莺出谷、声动梁尘的神韵。大河与沃野是一对情深意笃的情侣，花香鸟语是水土交媾的结晶。没有花香的土地是无望的土地，没有鸟鸣的世界是死寂的世界。汾河两岸也曾是百鸟来仪的乐园。柳枝上曾有黄鹂啼啭，莲池里曾有鸳鸯交颈，新梁上曾有春燕垒窝，树桠上曾有喜鹊筑巢，稼穑里曾有群鸟呷呷，屋脊上曾有信鸽勾勾，苇丛里曾有翠鸟翻飞，长空中曾有苍鹰行进，秋渚上曾见群雁栖息，冬堤上也曾留雪泥鸿爪……吉鸟亲吻过汾河两岸花的芳唇，良禽拥抱过洪洞的青枝绿叶，使得曩时洪洞的山水草木，分外清润迷人。

　　我终于从王、刘那醉人的回忆里，觅到了鹳的踪迹。两位“文化书记”都是鹳的目击者。50年代初，洪洞县境内的汾河滩头，水草丛中，举目可见成群的白鹳。至60年代末，还偶有三三两两的鹳鸟沿河鼓翼而飞……现为山西省作协会员的刘郁瑞，儿时为写一篇“观鹳”的作文，在盛夏曾数度匿身芦苇荡中，细观过鹳的形貌举止。鹳是百鸟中的荦荦大者，更是娇娇美者。鹳颈纤而修，身高而挺，足癯而节高，那洁白的翎毛，素之一丝则嫌白，黛之一忽则嫌黑，那流线型的身体结构，增之一分则嫌长，减之一厘则嫌短；鹳擎头举喙漫步浅滩时，更显风姿绰约，仙韵飘逸。郁瑞观鹳如瞧美姝丽媛，那白色的精灵美得令人心颤。一次，郁瑞见一老鹳携两只幼鹳在浅滩戏耍，老鹳一改平时那高亢悠长的鸣叫，喁喁同幼鹳低语。幼鹳振翮扑水，老鹳用喙尖为幼鹳轻轻梳理羽毛。时见老鹳的长喙在水中捣动，不时有青蛙、小鱼跃出水草，老鹳迅捷用喙接住后，再送进幼鹳口中。鹳鸟这般母子之爱，宛如人间舐犊之情……黑老鸹以啄谷吞虫维系生存，这与端庄高雅的鹳的生活习性大相径庭。我蓦地想起唐人王之涣那二十字的千古绝唱――《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鹳雀楼”就在运城的汾河旁，那里是汾河汇入黄河的交界处。运城曾为临汾所辖。倘若无鹳可观，那就大大有悖于古人建楼的初衷。假若是座“老鸹楼”，“乌鸦楼”，王之涣定会兴味索然，失却了吟咏的雅兴。谜团终于解开，祖槐上的鸟巢，定是鹳窝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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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我又来到位于洪洞县城北端的大槐树公园。这里距汾河仅百米之遥，汾河大堤就在眼前。据文献记载，明代这里有座广济寺，系唐贞观二年所建；寺旁有株汉朝古槐，“树身数围，荫蔽数亩”。汉槐唐寺，于明初农民大迁徙后，皆毁于汾河大水。

　　从完好仅存的霞石砌筑的经塔上，人们不难想象出昔年广济寺的形貌：院落轩敞宽展，殿宇魁岸崔嵬，亭阁纷华丽靡，寺内僧众举袂成幕，香客摩肩川流不息。唐宋时，汉槐旁就建有驿站，我也不难猜度当时的那种炽盛和喧阗：古槐下的阳关驿道上，必是官差心急，马蹄声碎；汾水的河槽里，定是舟楫穿梭，桨声乃乃。

　　走进十几年前建成的大槐树公园，我直奔古槐遗址，呈示在我眼前的是一座清末民初建立的碑亭，碑亭飞檐斗拱。碑上镌有的“古大槐树处”五个大字，将多少代人的辛酸、委屈、悱恻、凄切与思念都凝固在这里。距古槐遗址几米远的石砌的高崖上，是汉槐之根蘖生的“二代古槐”，她于1974年被飓风击倒，人们将她扶直后，那钢铁一样的躯体仍挺立着不朽的灵魂。这失去母体的生命，早已执著地将基因传递给“三代槐树”，复苏着她逝去的绿色。傍母而立，“三代槐树”已粗壮过围，蓊蓊郁郁。她继续弹拨着生命的琴弦，又根生出一片大大小小的新槐，老槐新槐在大槐树公园里，同吟着一曲倔强的生命进行曲。

　　跨越时间的长河与空间大海，我心中的那点灵犀早已与祖槐相通。承蒙历史之神的诏谕，驱将我探求寻觅先祖们大迁徙的确证，爬罗剔抉先祖们求生存的真实。

　　关于明初洪洞大移民的原由，在豫鲁民间，传播面最广的是胡大海的复仇。元末，河南一带流浪着一个乞丐，其人五大三粗，相貌丑陋，带片披襟，蓬头垢面，体壮如牛却游手好闲，为乡亲们所不齿，人们避之如恶煞厉鬼，即使有残羹剩饭也不施舍。他一出现，家家便关门闭户。一日，他猝然闯而进一土财主家，伸出毛茸茸的黑手讨要，老妪为羞辱他，将一张大油饼为孙儿揩腚后，扔狗吞食，并喝狗将其咬出门外。这乞丐就是胡大海。胡深感中原人心太坏，遂暗暗立誓，有朝一日发迹后，定来此雪恨复仇。后来，胡大海弃讨投伍至朱元璋麾下。胡膂力过人，嗜杀成性。疆场上，呵佛骂祖，虎口拔牙，因战功卓著，一介乞丐白日升天，成了朱明王朝的开国元勋。朱洪武于南京君临天下，大赏功臣。胡大海拒金银财宝田宅奴仆而不受，当朝奏明复仇事。朱洪武知胡乃杀人魔王，踌躇再三，只恩准胡“杀一箭之地”。胡率兵至河南境内，恰有一雁当空飞来，胡心中暗喜，弯弓发箭，箭着雁尾，雁带箭南飞，飞过河南，又掉头飞向山东，胡统兵随雁杀去，直杀得豫鲁两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关于胡大海的传说，版本多种。“雁带箭而飞”，一听便知是天方夜谭。胡大海确有其人。《明史·胡大海传》中载，胡勇武过人，是一耿介仁德之士。其虽为赳赳武夫，却以“不乱杀人，不抢掠妇女，不烧房屋”当作框范行为的准则。

　　在旧中国，每当巨祸大难普降善良的茅屋无辜的村落时，听天由命囿于一隅的平民，不晓事物的来因去迹，处于一种脆弱的文化心理，便你加一枝我添一叶地演绎出一些传说，来慰藉呻吟的灵魂。这些民间传说，虽诡谲乖张，却往往蕴含着历史本质的真实。战乱频仍，水旱蝗疫是明初大移民的真正原因。

　　元朝末年，黄河两岸流传着一首歌谣：“石头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历史告诉我们，类似这种带有策反性的民谣，往往出现在改朝换代的前夜，它既凝聚着百姓对统治阶级的切齿仇恨，又往往是农民起义军揭竿前预谋并借重的谶语。元统治者统一中国后，对汉人进行野蛮的征服，凶残的践踏，加上黄河淮河多次决口泛滥，中原大地的百姓，流离失所，啼饥号寒。至正十一年(1351年)，黄河溃堤冲垮了山东的盐场，使国库收入锐减，对黄泛从不过问的元统治者，不得不强令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工疏浚黄河。四月的一天，民夫们在兰考县的河道里，挖出一个独眼石人，石人背后刻字两行：“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当石刻的谶语与民谣相吻合之时，正是农民起义军兴兵之日。在这之前，方国珍在浙江台州首义，篝火狐鸣；石人挖出后，红巾包头的白莲教传人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举事，鼓角连营；徐寿辉在蕲州揭竿，济河焚舟；翌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举义，矢石如雨；接着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造反，攻城掠地……元政府调其精锐官军与各路义军在中原大地展开了殊死相搏。元军凶横酷虐，杀人如麻。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军刘起租部死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当时，一些地主武装为维护本阶级利益，也同元军沆瀣一气，山西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 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元军及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使豫鲁苏北皖北的百姓十亡七八。《明太祖实录》中记载，名城扬州被元军攻克后，杀得仅存十八户，《开州志》中记录元军席卷濮阳县后，“居民仅存七姓，丁不满千”。温县牛洼村《牛氏族谱》中也载，元军“兵戮河南，赤地千里……”在冷兵器时代，战乱往往像一个偌大的绞肉机，它将千百万黎庶和士兵的躯体绞成齑粉，榨出的成百吨的浆血，才能染红一个新王朝的皇冠。刘福通的红巾军被元统治者镇压后，朱元璋出兵江淮，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追逼元帝出亡漠北，长达十六年的战乱方才告终。

　　战乱与灾荒，往往是历史之树上同时并生的两只恶瘤。元末战乱时，水旱蝗疫也顷时而注。从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黄、淮河频频溃堤，几乎岁岁都有洪水泛滥，中原大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为荒墟”，“禾不入土，人相食”……

　　朱洪武于石头城易地更天，饱经兵燹、灾荒巨创的百姓喘息甫定，又发生了令读史人心折骨惊的“靖难之役”。朱洪武宾天后，其孙朱允？继位。这建文帝生性软弱，致使王室蠢蠢，天下汹汹。朱允？为巩固权力，采取“削藩”措施，一下惹恼了他的叔父燕王朱棣。朱棣以入京诛奸为由，从北京直逼南京，在冀鲁豫皖同政府军展开了长达四年的拉锯战。朱棣后来虽是位有为之君，但在与侄儿争夺九五之尊的皇位时，却凶狠残暴。《明史·成祖本纪》载：“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一役，燕王“乘风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企盼安居乐业的中原百姓，愚忠思想根深蒂固，自发帮助政府军抵御燕军。朱棣气急败坏，对政府军和百姓一例诛戮。燕军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拼死抵抗。燕王无奈转路攻取南京后，立即派兵把这一带百姓杀得仅存两户。山东临清县肖寒村《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或杀、或剐、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当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在燕赵鲁豫轮番上演时，东有太行为屏藩，西有吕梁做遮挡的三晋大地，却是另番景象。这里日升月恒，风调雨顺，稼穑葳蕤，万姓胪欢。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写道：“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指吃东西的生灵荡然无存)，而河东(晋南)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人口数量，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为189.1万，河北人口为189.3万，而山西却达403.4万人，比冀豫两省人口的总和还要多。当中华大地人口的天平严重失衡时，素有雄才大略的朱元璋和继承者朱棣，必然把目光瞄定山西，投向晋南，大移民不可避免地要在这里发生了。于是，这广济寺旁、汾河岸畔的那棵并不超群出众的汉槐，便以无与伦比的身姿，走进了历史的风雨，走进了岁月的沧桑，走进了一个民族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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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我们这个民族前行的路，总是泥泞而沉重，每行进一步，总要伴随着苦涩的泪、惨重的血。洪武元年，朱元璋面对破碎的山河，发出这样的感慨：“今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中原诸州，元季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大臣们也纷纷上疏，奏说迁民事。督府左断事高巍奏称：“臣观河南、山东、北平数千里沃壤之上，自兵燹以来，尽化为蓁莽之墟，土著之民，流离军伍，不存十一，地广民稀，开辟无方。”

　　实际上，励精图治的朱元璋此时心中很明白，就连他的故里安徽凤阳，虽已置县，但却是“地瘠民稀，萧萧数楹，仅同村落”。置县不过是大臣们为阿附他而已。户部郎中刘九皋献策：“……山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从放牛娃、贫僧到南面百城称孤道寡的朱元璋，雄心随岁月而膨胀，抱负伴龙墩而扩张，为圆龙腾云涌万世一系的美梦，也必然会做出顺乎历史潮流的抉择。在移民的举措中，除遣返、军屯、商屯之外，最难实施最牵动人心的，则是平民百姓的大迁徙。

　　《明实录》记载，明初山西辖五府、三直隶州、十六散州，共七十九县。移民主要来自辽州、沁州、泽州、潞安州、汾州府和平阳府，这些地区共有五十一县，而平阳府就辖二十八县。可见迁民最多的是当今临汾，而洪洞当时人口最稠，作为一个县份来说，移民最多自在情理之中。但遍布大半个中国的晋民后代修葺的谱牒里，几乎都记载先祖来自洪洞，这颇令人费解。但稍一留意有关史乘方志，便疑团顿释。因当时之洪洞，凭借古驿道，北通幽燕，东连齐鲁，南达秦蜀，西抵河陇，加之广济寺院落宽展，易于政府设局驻员，集结移民，发放川资凭照。于是，汉槐旁的驿站，便成了大移民的派遣站和出发地……

　　长期浸泡于农业文明中的“丁村人”的后裔，虽有劳作之苦，但不乏桑麻之乐。此时的流动与迁移，早就不是逐水曲，狩猎歌，游牧吟，而成了农民悲剧的代名词。鸟恋旧林，鱼思故渊，狗记八百里，猫认三千途，老马识归道，狐死必首丘……中国古老文化以动物习性创造的这些依恋故园的词汇，实际上是安土重迁的中国农民心理的折光。

　　围绕这次迁徙，迁徙者及其后人编纂出了种种听来令人百脉沸涌，低徊唏嘘的故事。最为普遍的传说是，大迁徙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了朱明统治者设下的一个弥天骗局。迁徙伊始，明政府颁告示于三晋：“不愿迁徙者，到洪洞大槐树下集合，限三天赶到。愿迁徙者可在家等候。”消息不胫而走，不翼而飞，晋北、晋中、晋南的人拖家带口，携儿将女簇拥而来，三日之内，老槐树下呼啦啦集结了十万之众。这时，大队官兵，蜂拥而至，把手无寸铁的百姓裹了个严严实实，一官员高声宣布：“大明皇帝敕命，凡来大槐树下者，一律迁走！”说罢，官兵恶狠狠地先将青壮年带铐上枷，遂强行登记，强发凭照，一家一户，根绳相拴，如串蚂蚱，十万百姓在刀逼棒喝下，吞声饮恨，踏上了迁徙的路途……

　　围绕这次大迁徙，关于“解手”一词的来历及“小脚趾复形”的原因，也曾在冀鲁豫一带门道户说，妇孺皆知。大迁徙中，移民双手被绑，在官兵的押送下上路，凡大小便，均要向解差报告：“老爷，请解开手，我要小便。”长途跋涉，大、小便次数多了，口干舌燥的移民，便将这种口头请求趋于简化。只要说声“老爷，解手”，彼此便心照不宣。于是，“解手”便成了大小便的同义语。山东有民谣云：“谁的小脚趾甲两瓣瓣，谁就是大槐树底下的孩。”我在大槐树公园的祭祖堂里，看到两副楹联，一为“举目鹳窝今何在，坐叙桑梓骈甲情”，二是“谁是古槐底下人，双足小趾验甲形”，楹联与民谣，一雅一俗，说的都是足小趾两瓣的事。传说官兵包围百姓后，怕人逃跑，将每人的小脚趾砍上一刀，以做识记。后来，移民的后代脚小趾甲便成了复形。关于大移民中明王朝设圈套诱骗百姓的传说，有一定的史实依据，蒙骗群众向为封建统治者的惯用伎俩。“解手”一词的来历，听来也能自圆其说。至于“脚小趾甲复形”一说，则于情于理于科学都解释不通。明王朝移民旨在扩大农耕，移民长途跋涉全靠双脚，为防逃跑可在人体其他的部位黥记，大可不必在脚上动刀。国内我天南海北的朋友，凡问及者，脚小趾甲都是复形，而友人们的先祖不可能全部出自三晋。后天绝不可能改变遗传。……

　　历史的经经纬纬里，通常交织着神秘的丝线。然而，拂去这些民间传说扑朔迷离的浓雾，我们还是能筛簸出明初农民大迁徙那惨烈的真实。有人从《明史》、《明太祖实录》、《明成祖实录》等典籍中，从散乱的明代档案里，索章摘句，缀辑编录，笺注出从洪武六年至永乐十五年的近50年里，在洪洞大槐树下共移民18次（洪武年间10次，永乐年间8次）。移民分别迁至京、冀、鲁、豫、皖、苏、鄂、陕、甘、宁等地。大迁徙触动了三晋百姓最敏感的神经，明统治者只得定出移民条律，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移。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中这样写道：“迁令初颁，民怨即沸，至于率吁众蹙。惧之以戒，胁之以劓刑。”这说明，当时的移民，完全是在强权政治的胁迫下进行的。

　　大迁徙无疑是朱明王朝富国强兵的得意之作，但对一家一户却是莫大的悲哀，大迁徙无情摧残着放逐者的心灵，所造成的精神创伤，甚至几代人都难以平复。我们不难想象晋南迁徙者背井离乡时的情景。就要告别“尧天舜日”时即耕耘过的丰腴土地了，就要告别先人们“接姑姑迎娘娘”时即敲打过的那令人心醉的威风锣鼓了，就要告别那碧波盈盈灿若锦缎般的汾水了，就要告别唐代诗翁王之涣即观赏过的令人神迷的鹳鸟了，大批扶老携幼的迁徙者怎能不五内俱焚、寸心如割！乡土的一涧一溪，一寺一庙，一坟一松，一谷一黍，一房一槐，一莲一蓬，一鲫一鲤，一草一卉，一鸟一虫，早已化为迁徙者生命的血肉，像文身的花纹附着在躯体之上。迁徙者们怎能不恋恋依依，声泪俱下！当他们一步一回首，三步一徘徊，一寸寸、一尺尺、一丈丈，挪挪蹭蹭，渐远乡井的时候，他们泪眼中最后看到的是那棵高大的老槐树，是那老槐枝桠间的一簇簇鹳窝……于是，老槐树和鹳窝便成了迁徙者们诀离故土时的最后的标识……迁徙者们的新辟之地，抑或难觅鹳鸟，抑或乌鸦常见，抑或“鹳”、“鸹”两字声母相同，韵母也相近，经几代人的舌传口播，老鹳窝便成了老鸹窝了。风尘逆旅，给迁徙者心中留下许多刀刻般的伤痕。

　　山东曹县一刘姓的族谱里，记载着他们的先祖是“独耳爷爷”，独耳爷爷就是因为在迁徙途中多次逃跑，被官兵割掉一只耳朵的。明移民条律中还规定，凡同姓同宗者不能同迁一地。“行不改名，坐不更姓”是中国文化崇尚的一种人格风骨，这明律就迫使一些同宗兄弟为生活在一起，不得不更姓易名。如河南黄县就有魏姓与马姓，陈姓与邵姓，周姓与单姓，都是异姓同宗。类似这种情况，在河北、山东也不胜枚举。在豫东和鲁北，关于“打锅牛”的传说，也广为流散。相传，洪洞县有牛氏五兄弟，在集结于大槐树下后，方知同姓不能同迁一地。五兄弟深知自此要劳燕分飞，天各一方，便匆忙将一口大锅砸成五瓣，各执一片，以备将来做为续祖寻亲的标记。时间是弥合心灵创伤的最好药剂。但在历经六百年风雨后的当今，豫鲁某些农村牛姓素不相识的长者们，见面后还要问“打锅不打锅？”如双方都说“打锅”，便认做同宗一家……

　　如无根的浮萍，像风吹四散的蒲公英，迁徙者一下被抛进大劫后的荒凉。然而，为了生存，他们没有资格在噩梦里彷徨，他们很快摈弃了人类常有的空虚和绝望，在迁徙炼狱中煎熬过的人，更能踏平生活道路上的坎坷。移民以老槐腾游时空的气魄和根植泥土的不屈韧性，在他乡异地开始了筚路蓝缕的创业，不辞劳瘁的耕耘。明政府采用“计民授田”的方法，给移民人均荒田17亩，免租三年，并诏令山东、北平等地的布政使司：“民间田地，许尽力开垦，有司毋得起科。”……迁移者们将凝重的汗珠，结实地撒落在陌生的原野，以强韧的筋骨撑起了另一方蓝天，很快便拓展出一片片生机勃勃的生命空间。至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土地总数由洪武十四年的366万顷骤增至850万顷，全国岁入税粮也比元代增加了两倍。《明史》曾这样描绘过大移民后的生产发展的状况：“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府仓库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洪武二十八年九月，户部尚书郁新奏称：“山东济南府广储、广斗二仓粮七十五万七千石有奇……二仓积蓄既多，岁岁红腐……其今年秋宜折棉布，以备给赐。”……

　　大迁徙给明初社会带来了经济繁荣，但比这一时的经济繁荣更为珍贵的是，它合理地分布了人口生存的空间，移民与当地土著在文化上、心理上、习俗上经过长期的掺和、交糅、渗透，地域文明必然会相互关照，培育着新的文明的种子。统治者为国家大局而实施的强权措施，往往能推动历史大步前进。文明要付出代价，文明有时会来自野蛮。文明的分娩，常常要挣脱粗暴的捆绑，残忍的枷锁，要洒很多很多的泪，流很多很多的血……

摘自1999年《收获》，作者：李存葆




洪洞移民是怎样迁居南阳的

2003-10-11 09:5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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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节是中国人的一个传统节日。清明扫墓，追念祖先，悼念亡灵，已沿袭成俗。

　　每年的清明节，山西省洪洞县都要举行大槐树寻根祭祖活动，瞻仰古槐碑亭和那里的大槐树。其中也有不少南阳人。

　　南阳人为何要到洪洞祭祖？为何会把大槐树和老鸹窝当成“根”和“家”？这里面有一段辛酸的历史。

　
　■明朝的洪洞移民

　　众所周知，南阳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曾一度百业兴旺，人口众多。然而到了元朝末年，因历年战争和自然灾害，南阳居民死亡惨重，大批难民南逃。其时辖5州13县的南阳府只有692户4293口人，不及现在的一个大村庄，人口濒于灭绝的边缘。

　　朱元璋当上皇帝后，针对“中原诸州，元季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的状况，决定从山西等地移民。大规模的移民最早开始于明洪武二年，直至明永乐十五年，历时近50年时间。迁民主要来自山西。洪洞县当时时山西一个人口稠密之县，因此被列为迁民的重点区域之一。

　　洪洞县境内有个广济寺，寺内有株“树身数围，荫蔽数亩”的汉槐，就是亿万移民后裔时常念叨的那棵大槐树。当年，汾河滩上的老鸹，在古槐的树杈间构筑窝巢，密密匝匝，叫声连天，成为当地一大奇观。树下设有移民局，明王朝派官员在此集中给外迁人员发放凭照川资，办理有关手续。被迁民众在出发迁，汇集于这棵大槐树周围，倾诉离情，祭奠故土，他们将大槐树及树上的老鸹窝入于眼而印于脑，当做告别家乡的纪念。因此，洪洞县是“家”，大槐树是“根”，在中原等地广为流传，数百年来，成了一个民族的记忆。

　　据《明实录》等史书记载，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大规模移民，明朝洪武年间10次，永乐年间8次，移民姓氏共554个，分布18省（市），498县（市），其中南阳各市县区均有洪洞移民。

　　当年，成千上万的移民来到南阳后，官府规定的是每人给15亩地、2亩菜园。但实际情况是，当时南阳肥田沃野，一片连着一片，谁有本事把地开垦出来就算谁的。这一下子移民们可就慌了手脚。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有土地就意味着能够生存和发展下去，于是盆地兴起了占地热潮。有的人家，牵牛犁沟占地，围着大块地犁上一圈，这块地就算他家的了；有的人家在地里载上木桩，写上姓名，就算他名下的土地了；还有人家县在一块地周边种，里边的土地待以后再去开垦。

　　洪洞移民迁入南阳，使各州县的人口得以增长，明洪武二十四年，全境人口增至1.48万户9.12万余人。到明朝中期，南阳的官民田地已达18.69万顷，夏税4.3万斗。同时，移民们还开发了铜矿、硫铁矿、铅银矿、煤矿等。

　　随着迁民的移入，南阳又渐趋繁华。明洪武三年（1370年），南阳卫指挥使郭云，在元朝土城旧址基上，将南阳府城改建为砖石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太祖朱元璋分封其第二十三子唐王于南阳。是年，在城内通淯街修建唐王府，建宫室殿堂800余间，府后有石山，俗称王府山。

　　■清朝的山西移民

　　明朝末年，封建统治阶级无休止地对人民横征暴敛，终于造成了明末李自成起义，南阳盆地再次受到战乱之苦，南阳人口再度锐减。《南召县志》记载：明末，李自成农民义军转战县境，南召人周家礼起兵响应，在与官军长期混战中，人口伤亡不可计数，全县人口仅剩8782人。

　　上述情况表明，到了明末清初，南阳境内又变得地广人稀了。为解决田园荒芜、劳力匮乏这一现状，清政府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大批人口由山西、陕西、山东等地迁入境内。

　　■移民的传说

　　种槐树的习俗 走遍南阳的村村寨寨，不论是山区或是平原，人们会发现，房前屋后，村头地边，都种植有槐树。据传说，这是山西移民带来的习俗。

　　在南阳，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房前种上大槐树，

　　不忘洪洞众先祖。

　　村村槐树连成片，

　　证明同根又同源。

　　春天里来吃槐花，

　　味道鲜美人人夸。

　　山西习俗带南阳，

　　不忘洪洞是老家。

　　卧龙区蒲山镇的槐树湾街，也称古槐镇。据说，明初的洪洞移民来到此处后，种下一棵槐树。到清初时，此槐已长得十分高大壮实。因槐树主干弯曲，人称槐树弯。后来“弯”讹写为“湾”。清乾隆时兴起逢双日集市，又名槐树湾街亦称古槐镇。

　　小脚指甲复形的来历 南阳有句民谣云：“谁的小脚指甲两瓣瓣，谁就是大槐树底下的孩。”洪洞县大槐树公园的祭祖堂里，有两付楹联，一为“举目鸹窝今何在，坐叙桑梓骈甲情”；二是“谁是古槐底下人，双足小趾验甲形”。传说官兵包围百姓后，怕人逃跑，将每人的小脚趾砍上一刀，以做识记。后来，移民的后代小脚趾甲便成了复形。

　　“打锅牛”的传说 牛氏一门在离开洪洞县时，五兄弟聚集一起商议，分手之后，再见面的机会要少得多的。怎么使后人相聚知道是同宗之人呢？老大把铁锅砸烂，五兄弟各分几块，以后拿此相认，“打锅牛”的传说从此流传下来。

作者：- 编辑：游 黎

“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上老鸹窝”。这首直到今天仍在山东、河北、河南、江苏、安徽一带为许多百姓耳熟能详的民谣，所反映的便是发生在明朝初年的，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意义深远的一次大移民事件。

关于山西洪洞移民的原因，民间最普遍的传说就是胡大海复仇的故事：胡大海在参加元末农民起义军之前，家境非常贫寒，曾在河南一带以讨饭为生。因其长得粗壮丑陋，百姓见了都有些害怕，即使家有剩饭也不敢给他，胡大海讨饭不成，每天饥肠辘辘，困饿难当。后来，胡大海因功成为大明王朝的开国元勋，得势后，他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要到河南复仇。朱元璋念其功勋卓著，特准他在河南杀一箭之地。可无巧不巧的是，胡大海一箭正好射在一只大雁的尾巴上，这只大雁中箭后一飞千里，胡大海于是跟着一路杀将过去，直杀得河南、山东一带几乎没了人烟。朱元璋知道后，悔之晚矣，只得由山西迁民充实河南、山东二省。胡大海在《明史》中有传，是确有其人的，但却是一位勇武过人而又有仁有义之士。这一传说固然是不实的，但山西洪洞移民却确是与元末明初的战乱有关的。

公元1368年，在历经二十余年的战乱之后，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终于一统天下，志得意满地登上了雕龙宝座，做了大明王朝的皇帝。但在长期战乱之后，新建立的大明王朝所面对的却是一副遍地疮痍、凋敝不堪的景象。尤其是在中原地区，由于长期的黄河泛滥和频繁的战争，经济遭到的破坏尤为严重，成为人烟稀少之地。而在中原一带兵荒马乱之时，山西晋南一带却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呈现出另外一番人丁兴旺、经济发达的景象。中原一带的老百姓听说山西富庶，又较安定，便纷纷逃往此处。如此一来，与中原一带的人烟稀少相比，山西更是人满为患了。据《明太祖实录》中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的总人口是189万，河北总人口是189．3万，而山西人口却多达403．4万人，比河南、河北两省人口的总和还多。于是，刚刚建立的明王朝政权为能均衡人口、天下太平，以使其统治长治久安，遂开始了有明一代的人口大迁移，其移出的方向主要是从山西向中原一带迁徙。据史料记载，这次人口大迁移始于明初洪武三年（1370年），直至永乐十五年（1417年），前后历时近50年。主要通过遣返、军屯、商屯、民屯等方式完成，而其中以疏散山西人口规模为最大。其间山西两府五十一县之民分别被遣送至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陕甘等地，范围之广，几遍于神州，而其后来之辗转迁徙至海内外者又不知凡几了。在这一规模空前的人口大迁移中，周姓人口也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家族历史上的又一次迁徙高潮。

周姓家族在这次人口大迁徙中的具体情况，因资料所限，不如其他一些姓氏明晰，仅从有限的方志、家谱和碑传资料记载中可知： 山东滕县级索镇姚庄《周氏家谱》中载其先世为洪武年间由山西洪洞迁至此处。

河南省新河县张神首村中有张、周二姓，即是明永乐年间由山西洪洞椿树胡同迁来。周家尧村有周、刘二姓，也是永乐年间迁来的。 《国朝中州文征》卷34中有周直峰先生墓表，中载：直峰先生，温之有道而著，其先自晋之洪洞来徙，世居邑东南张掣村。

河北地区移民以姓氏为村名者甚多，这与当时地广人稀为了占田、迁民数量多有很大关系，如新乐县的周家庄便是周姓人于明初由洪洞迁来居住而得名的。 山东清平县《周氏家谱》中载：“周氏，清邑（清平）望族也……于洪武年间，由山西平阳府洪洞县，迁居清邑城西北，距城四十五里欲一里八甲居周庄。”

湖北省宜城县郭海村《周氏祖碑》载：始祖周继全，自洪洞古大槐树筷子巷迁到宜城县关集，后居张家村，又改为周家楼。 《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堂》中有《古槐迁民姓氏录》，共计有10个供橱，每橱录有由此迁出的姓氏。其中第三橱中便录有周姓。

河南濮阳县有地名习城集，明以前称为北张村，以北张寺得名，明初周氏自山东迁此，取习文之意改今名。或说此地原为交通要道，过往客人多在此歇息，故原名息城，后演为今名。

明政府在宣布迁民的同时，还曾颁布了一些具体的条令，如同姓同家不能迁到一地。因此，在不少地方都流传首“打锅牛”传说：当时洪洞县有牛姓5兄弟，在大槐树下即将分别之时，为了留个纪念，以备将来续祖寻宗，便将所带的铁锅打碎，兄弟5人各执一块，作为将来认宗的标志。但是也有的同宗兄弟，为了能生活在一起，便将其中一个改为他姓。周姓中也有这种情况，如河南内黄县的周姓与单姓，原来就都是周姓，其中一个改为单姓，所以这两姓实是异姓同家。

按照民间的说法，明初由山西迁出的移民，都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便是在迁徙过程中形成的，以后长期保留下来。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关于脚趾甲复形、背手、解手来历的传说。

据传，明政府为了能够顺利地将山西民众迁出，曾布告百姓说：“不愿迁徙者，可到大槐树下集合，须在三天内赶到。愿意迁徙者，可在家等待。”所谓“旧家难舍，故土难离”，百姓自然是不愿迁徙者多，于是纷纷赶到古大槐树下，3天内，集中了十几万人。然此时一大队官兵包围了这些手无寸铁的百姓，并宣布凡来大槐树下者，一律迁走。百姓在哭喊叫骂的时候，官兵已开始强迫登记，凡登记好的，便在每个人的小脚趾上砍上一刀，以防逃跑。至今，移民后裔的小脚趾甲都是复形的，据说就是被砍了一刀的缘故。

移民在迁徙过程中，押解的官兵为防止他们逃跑，还将他们反绑起来，用一根长绳串连。由于移民的手臂长时间被捆着，胳膊逐渐麻木，不久也就习以为常了，以后移民们大多喜欢背着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袭了这种习惯。

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路上难免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报告说：“老爷，请解手，我要小便”。时间长了，次数多了，语言也就简化，变成了：“老爷，我解手”，“解手”就成了小便的代名词。

这些关于迁徙过程中所留下的传说，虽然无据可证，但在今天山东、江苏北部和河南、河北等地移民集中的地区，确实存在着这些特征和习俗。而且，这些自称为来自洪洞大槐树下的移民，对此也是笃信不疑的。

当然，明清时山西地区的向外移民只是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次。事实上，移民在明清时期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它贯穿了明清历史的始终。如明代将苏南地区的人口大量地迁徙至苏北地区，就是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次，这些人便被称为“苏迁户”。一些周姓族谱中也记载了周姓人由苏南向苏北迁徙的历史，如在今天盐城市大丰县发现了3部民国时修纂的周姓家谱，一是《淮南周氏家谱》，以元末明初由苏州阊门迁来草堰场之周良辅为第一世，下迄二十一世。始修于乾隆八年，终修于民国八年，前后修6次。全谱7厚册，前五册为96卷传记，后2册为图系表。终修者周芷卿。二是方强乡沟子头《盐城周氏宗谱》，铅印13册，1一7册计353页，是翻印的老谱。8－13册是新修谱、以明洪武三年由苏州迁盐城县龙冈镇西北周家尖之周登明、周登志为一世，下迄二十五世。该周谱明代即有草本，清代康熙、乾隆、嘉庆及光绪二十二年均曾续修。三是老坝口《周氏家谱》。

以上三部周氏家谱，记载了这几支周姓由苏州阊门迁至大丰的历史。这些周姓人和与当时同由苏州迁至苏北的其他姓家族一样，他们都称自己为“苏迁户”，言其由苏州迁来的。但正史中关于这一时期如此大规模的迁徙缺少具体的记载。由这些周姓家族的家谱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苏迁户”并不是当时由苏州直接迁到盐城大丰等地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先“移苏民以实淮扬”，后又“从邻县签补灶丁”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些包括周姓家族在内的“苏迁户”，其始迁祖并不是由苏州直接迁出的，而是由准扬等地迁至盐城大丰的。